雍正
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在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提高军务效率,在离养心殿百步之遥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更是铸就了沿袭至清末的帝后独揽军政要务的集权模式。有鉴于康熙朝诸皇子争储位的惨痛教训,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即将已选定的储君姓名,写好密藏匣内,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测。这一制度,有助于以后乾嘉道咸几朝皇权的顺利过渡。

早年经历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公历925日)子夜,弘历出生于北京雍亲王府东书院如意室,幼名元寿。生母熹妃是雍正帝的妾室格格(一说为侍女)。此时,弘历的二兄弘昐两岁时早殇,未曾与序行次;而与序行次的长兄弘晖、三兄弘昀又先后去世,年长于弘历的只有弘时一人,所以弘历胤禛诸子中排行第四而实为第二子。[1]弘历自幼聪明,五岁就学,过目成诵。康熙六十年(1721年),据说康熙帝在雍亲王府第一次见到了孙子弘历,当时弘历十岁,祖父康熙帝见而惊爱,令养育宫中,亲授书课,并随祖父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胤禛即位。由于当时弘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失欢于乃父。而弘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宠爱,而使其父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处于颇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仅十三岁的弘历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储君。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亲书立储密旨,立弘历为继承人,藏于鐍匣,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由于雍正帝忙于争夺储位的斗争,因而,弘历接受启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为晚,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雍正帝即位并决定弘历为储君之后,才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除原来教师福敏之外,还选派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蔡世远等著名文臣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禄、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马骑射。在雍正帝的精心培养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弘历便兼通满、汉文,遍习文武。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替父“祭景陵”[2]。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赐成大婚,弘历与出身满洲名门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富察氏结为夫妻,居紫禁城西二所(弘历即位后改名为重华宫)[3]。是年,三阿哥弘时因放纵不谨,被削宗籍,弘历的有力竞争对手不存在了。

雍正八年(1730年),弘历的嫡子出生,雍正帝亲自命名为永琏,隐含继承皇位之意,将所著论赋诗词等编成十四卷之《乐善堂全集》。该年冬,由其弟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作序,翌年由朱轼、蔡世远等作序,雍正十年(1732年)又有允禄、允礼、允禧等作序,目的在于为今后做皇帝做舆论准备。为了进一步培养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政治军事事务。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出色,深得信任。[1]自此,弘历经常奉命祭陵、祭孔、祭关圣帝君、享太庙、祭地、祭太岁、祭大社大稷等。

乾隆初政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内侍取出谕旨,宣布弘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历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养心殿,免民欠丁赋及额赋。[5]十月,宣布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6]乾隆初政,总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用宽缓代替父皇雍正的严苛,对百姓实行仁政,对大臣官员宽容开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释放了雍正末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等公爵。十一月,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仍办理军机事务。

在缓解朝廷内部局势的同时,乾隆帝还坚持安定边疆的叛乱。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张广泗讨平贵州苗乱。十月,皇储永琏病殁,追谥端慧皇太子。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上表请求以阿尔泰山为界,为清准议和的成功奠定了基础。[8]七月,额驸策棱上奏率兵驻鄂尔海西拉乌苏,并分兵驻鄂尔坤河、齐齐尔里克、额尔德尼昭、塔密尔及乌里雅苏台,防范准噶尔叛乱。同年十月,爆发了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皙结党营私案,乾隆帝革除允禄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的职位,弘皙削爵圈禁,贝勒弘昌等革降、停俸。十二月,晋西藏贝勒颇罗鼐为郡王。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张广泗率军彻底平定广西、湖南的苗民叛乱。

乾隆帝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针对耗羡归公和摊丁入地中的失误,乾隆帝也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朝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摒除困局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帝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典礼。奉崇庆皇太后至避暑山庄,免除所经过地区额赋之十分之三,减行围所经过州县额赋,岁以为常。乾隆帝坚持行围木兰,并非为了狩猎取乐,其目的是为了遵循祖制,整饬风气日下的军队作风。乾隆帝在即位第六年恢复木兰秋狝,并非偶然,继平定贵州苗疆之乱,清朝与准噶尔部息兵议和,雍正帝留给乾隆的两项未竟之业都已经完成。更为重要的是,他虽即位伊始,着手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盲目乐观。他曾多次就军队中贪图安逸、军备废驰的现象,申斥将领。因此乾隆六年的木兰秋狝有重要的开局意义。

乾隆帝“冀为成康”之治,除了通过木兰秋狝整顿军队之外,还通过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即粮价上涨、民食艰难问题。起初他以为造成粮价上涨的问题是浪费,特别是烧锅酿酒,因此颁布了“禁止烧锅令”,但以后变成了一纸空文。各地粮价飞涨、抢米风潮此起彼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他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乱,达瓦齐夺得汗位[10]。七月,弘历开始派兵进剿四川瞻对地区的叛乱。九月,收复上瞻对,进剿下瞻对。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东巡,驻曲阜,谒孔林,并赴泰安登泰山。三月,皇后富察氏逝世,追谥为孝贤

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与此同时,他还有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戡乱边疆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该土司头目莎罗奔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钟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

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发生了以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首的地方贵族割据势力的武装叛乱。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和入藏清军联合作战,这次叛乱很快即被镇压下去。乾隆帝意识到让西藏个别贵族拥有过大的权势,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便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平叛斗争胜利后,立即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并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发兵五万直捣伊犁,向达瓦齐发起进攻。达瓦齐猝不及防,兵败被俘。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众叛乱。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命西路、北路进征哈萨克。命大学士傅恒赴额林哈毕尔噶整饬军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军从巴里坤等地分路进击,叛军溃败,阿睦尔撒纳叛逃沙俄后病死。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至此取得了胜利[13]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15]九月,乾隆帝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和阗城伯克霍集斯等向清军投降,乌什城也归降。十月,兆惠军孤军陷叶尔羌,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衮等与霍集占大战呼尔璊,大败之,解黑水营之围。六月,乾隆帝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而羌,并趁机收复之。七月,清军攻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平定。

扬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为沙俄驻兵和宁岭等四路,声言与清廷分界,于是谕阿桂、车布登扎布以兵逐之。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14]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报缅甸各部头人内附。乾隆帝以杨应琚病,命杨廷璋赴永昌接办抵御缅军。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正月,清军征缅失利,弘历谕杨廷璋回广东。二月,发生了底瓦江之战,清军征缅失利。因此,闰七月,乾隆帝赐杨应琚自尽。缅军趁机入寇中国云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二月,弘历令大学士傅恒赴云南,经略征缅事宜。又于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缅。因为缅甸气候炎热、烟瘴丛生,清军损失大半。缅甸趁机乞降,乾隆帝命清军班师,缅甸国王孟驳向清朝称臣纳贡。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相勾结挑衅,乾隆帝命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和亲王弘昼、大学士傅恒相继逝世。十一月,土尔扈特蒙古脱离俄国羁绊,返回祖国。[14]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进入中国境内,乾隆帝命巴图济尔噶勒赴伊犁办理安置事宜。九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等于热河入觐,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汗,以下封亲王、郡王等爵。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其后,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清军遭到严重失败。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

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直隶“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盛极转衰

乾隆帝在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19],贪污腐化又再开始盛行,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

同时,吏治败坏也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败还体现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肃出现捐监冒赈奇贪案,命刑部严审总督勒尔谨,逮捕王亶望,皆处死[20]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东巡抚国泰、于易简亏空库帑案发,和珅等查办,革职逮问,旋皆处死。[14]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晚年用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19]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诸罗、凤山,进逼台湾府,所占县城随即失去,局势十分严重。五月,湖南凤凰厅的苗民起义,被清总兵尹德禧镇压。针对台湾的严峻形势,同年七八月,乾隆帝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赴台进剿林爽文起义。十二月,福康安以镇压林爽文之功,晋公爵。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农历八月末,乾隆帝即酝酿对越南用兵,并为赢得这场战争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两路出击,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率兵一万出镇南关为正兵,担任主攻;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出白马关为偏师,配合作战,两路皆听孙士毅节制。九月,缅甸头目细哈觉控等觐见,乾隆帝下谕暹罗、缅甸二国已经内附中国,二国应该彼此修好,不得与之前一样再兴战争。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正式用兵安南。十二月,孙士毅一路势如破竹,乾隆帝命孙士毅班师。但次年正月初,清军在黎城被击败,兵败而归,最终阮惠主动向清朝请和,乾隆帝同意讲和并承认了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七月,素尔巴尔达布率廓尔喀兵三千人,侵略中国西藏济咙、聂拉木等地,命成德与穆克登阿围剿。次年初,藏廓签定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廓尔喀再犯后藏。十一月,令福康安率军赴藏,征廓尔喀。次年(1792年) 六月,福康安败廓尔喀军,出境作战。廓尔喀战败乞降,福康安班师。九月,乾隆帝令福康安、孙士毅等定西藏善后事宜,定金奔巴瓶抽签制度。恢复廓尔喀王公爵位,定五年进贡一次。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三月,乾隆帝通谕设金奔巴瓶于北京雍和宫,饬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共同掣出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七月,乾隆帝在承德御临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幄,接见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

太上训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 正月,湘黔苗民起义爆发,至嘉庆二年(1797年)平定。九月三日,乾隆帝御勤政殿,宣示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定明年归政,改为嘉庆元年。十月,颁嘉庆元年时宪书。普免明年地丁钱粮。

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举行归政大典,自为太上皇帝,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22]乾隆帝在禅位之后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22]举千叟宴以太上皇莅之。白莲教起义爆发,数月间遍及川、陕、楚、豫、甘五省,至嘉庆七年(1802年)平定。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逝世,和珅为首席军机大臣。 十月,乾清宫、交泰殿失火,谕急修复。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弘历得知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擒,侈谈武功十全之外,又成此巨功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公历27日),乾隆帝于养心殿逝世,终年八十九岁,嘉庆帝亲政。逮和珅于刑部狱,旋赐死。以十一皇子成亲王永瑆为军机大臣。 三月,大赦乾隆间文字狱各案涉及人员。 四月,上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九月,葬乾隆帝于裕陵。